许多人在回忆过往的人生，或是评述别人的人生历程时，常会说到一个关键词——苦难，感叹：苦难是人生的财富;或又说：苦难是成就事业的人所必备的条件。等等。这些话肯定都是对的，是人生的经验之谈。而对于我来说，也许根本就没资格谈论“苦难”这一话题，因为一者，我没取得什么可以炫耀的成就，再者，回首我已走过的大半个人生历程，总的来说还是一路很顺畅的，如果硬要说我经历过多少苦难，未免有些矫情。
不过，每个人的人生之路都不可能绝对一帆风顺，在成长和追求人生理想的道路上，我也历经过一些坎坷，体验过一些坚硬的人生况味。但即便这样，我也不觉得那是什么了不起的“苦难”，倒是在追忆过往时，心底有一种对生活的实实在在的感恩。
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那年芒种时节的一天。我是我父亲和母亲的第五个孩子。
说到我的出生，似乎有必要先简单说说我父亲和母亲。
我父母亲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生人，因为家境都还不错，早年都曾就读于安庆六邑中学(抗战期间，因安庆沦陷，安庆六邑中学搬迁到我们县山区一个叫姜家岭的地方，父母亲就是在姜家岭读的中学)，凭着在中学学到的知识，和在学校所受到的进步、爱国思想的熏陶，成年后，他们都满怀激情地加入了革命队伍。因为是同学，志向志趣又相同，很快他们相恋，并结为夫妻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父亲在县城工作，母亲则在山区小学教书育人。
在我出生的前一些年，也就是1958年，我们家庭经历了一次变故：父亲被革职，并被遣送回乡下。幸运的是，母亲仍在教育岗位上。在沉重打击面前，母亲顶住压力，坚守爱情，没有像有些遭受同样遭遇的人那样跟丈夫离婚，从而保住了我们家庭的完整。家庭的完整，该是多么的重要!试想，如果那时我们家庭都没了，还会有后来我的出生吗?为此，我一直深深感恩父母，是他们深深的爱情，保住了家庭，才让我有了出生的机会。
据说，一个人在三岁之前是没有记忆的。我也确信自己三岁前的事不记得，有关自己三岁前的事都是听说的，听人转述的。而听人转述自己三岁前的事，就像是听一个个古老的童话，既新鲜有趣，又充满忧伤。比如，听说在我出生时，父母高兴之余，不免有些失望，高兴的是，他们又添了一个孩子，失望的是，我依旧是一个男孩。因为父母亲在我出生之前，一连生下的四个孩子都是男孩，特别希望我是一个女孩。但我令他们失望了。
又比如，听说我出生后母亲缺少奶水，我得不到足够营养，体质很弱，病痛不断，有一阵身上长出许多水泡泡，又没条件得到好的医治，久拖不愈。母亲幽幽地跟三婶说，这孩子恐怕养不大。三婶一面极力安慰母亲，给母亲鼓劲，让母亲不要说这种丧气话，一面撩开胸脯，给我喂些奶水。三婶那时正是哺乳期，她的第五个孩子只比我大几个月。
我还听说，一位堂嫂也给我喂过奶，她那时也正是哺乳期，且年轻力壮，奶水充足。
我不知道三婶和那位堂嫂喂过我多少次奶，但肯定的是，我没像母亲那时所担忧的那样养不大，而是顺利地活了下来。稍长，听说了小时喝奶的故事，再见到三婶和那位堂嫂，就感到有点新奇，还有点羞涩，却一句感谢的话都不会说。其实，三婶和那位堂嫂从未计较。不过，渐渐长大的我，慢慢懂得了人世间的艰难和忧伤，珍贵和美好。
那年春天，我快7岁，母亲带我进校读小学了。
那是名副其实的一所乡村“小学”，准确地说，是大队小学本部为照顾路远的学生而加设的一个教学点，教室最初是借用了村屋的一幢老式堂轩，教师只有我母亲一人。然而条件的简陋和艰苦并没有影响我母亲教书，也没有影响我读书，就在那幢光线极暗的村屋堂轩里，我得到了关于书本知识最初的启蒙教育，而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母亲。
这也是后来一直让我心底感到甜蜜的事情。记得刚随母亲入校时，见同学们喊母亲老师，我似乎感到一些疑惑：对母亲，我是该和别的同学一样称呼她老师，还是该喊她妈妈?我为此脸涨得通红，窘迫不已。后来是母亲教会了我的办法，母亲在课外喊我的乳名，在课堂喊我的学名，我如法炮制，在课堂上喊母亲为老师，在课外喊这位老师为妈妈。
现在想来，这很有趣!其实，在那所乡村小学(在那幢堂轩里上了几个月课后，课堂搬到了新建的教室，老师也增加了两位)，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，更有许多生动感人的记忆，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。正是这些鲜活的故事，擦亮了我幼小的眼睛，温暖了我幼小的心灵，打开了我初涉人世的门槛……可以说，那几年的小学时光，对我的成长特别重要。
“小学”很小，但里面的世界很大!
我曾写过一篇近两万字的散文——《重温小学》，里面记述的就是我读小学时所经历的那些有趣、生动、感人的故事。这篇散文曾在晚报连载，2012年收录于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散文集《仰望大地》一书中，这里就不再对那些故事做重复讲述。
在小学四年级时，我的读书历程出现了一点波折，因为我们教学点只有一年级、二年级和三年级三个年级，没有四五高年级班。我不得不离开母亲，转到另一所小学就读。没有母亲在身边，我深深地感到孤独。因为父亲的缘故，我成了一些调皮同学欺负的对象，心灵上受到一些伤害。有一天，我十分委屈，负气找到了母亲。但母亲并没有办法让我重新回到她身边，她只是对我轻轻说了两句话：“到哪都要读书，到哪都要把书读好。”
我那时竟出奇地领会了母亲话里的含义。我咬着牙回到了那所学校，继续读书。而此后不久的一天，几个同学又用语言刺激我欺负我时，一位年轻的老师终于忍无可忍了，他将那几位同学当场抓住，然后在教室里严厉地警告，往后谁要是再欺负我，他就将谁轰出校门。多少年后，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个场面，我心底一直深深地感谢那位老师。
那两年，我虽然不在母亲身边读书，但学校与母亲所在的“小学”隔得不是太远，我仍可以去与母亲相伴，比如礼拜天，比如下午早早放学后，可以去母亲那里，晚上与母亲一块住。我之所以赶早赶晚地要去和母亲在一起，除了对母亲有一种天然的依恋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母亲学校里有个图书室，我去了就可以近水楼台，好好地享受那些书了。
所谓图书室，其实就是母亲在那张简易的竹子书架上特设的一个小角落，整个图书室也就只有几本书，如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《星火燎原》《林海雪原》《红岩》《金光大道》……等等，另外就是一些小连环画。我当然先是看那些小连环画，很快就不过瘾，开始盯上那几本大书了，尤其迷恋书中描写的英雄人物故事，这些似乎特别适合孩子的阅读心理，很快，这几本书被我翻得烂熟，脑子里时时充满着一个个惊险的战斗场面，又与看过的一些黑白战争影片的情节相交织，被那些悲壮的战斗故事和英雄人物激发得热血沸腾。
终于，有一天我突发奇想，偷偷写起故事来。这所谓的写，其实只是对读过的那几本书中的情节的模仿，说白了，就是一种变相抄袭。我母亲也知道我是变相抄袭，但她并没有阻止我，反而给了我莫大的鼓励，每一篇她都仔细看，甚至为我的那一篇篇“大作”红红绿绿地画了许多插图，后来又装订成本，很有点像书的模样。如今我已完全忘了当时那本“书”的具体内容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这是我对文学产生兴趣的最初的起源。
接下来，我上了初中，学校离我们村子只有一公里远。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学校办学条件还比较艰难，我们新生刚进校时，学校没有课桌，要求每个新生必须自己从家里带课桌上学。我回家找父亲要课桌。父亲一时面有难色，倒是大哥很兴奋，说他愿意给我打一张崭新的课桌。大哥不是说玩儿的，因为前几年，父亲让他去学木匠，这时他已经出师了，打一张课桌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。
现在回想大哥为我打课桌的事，我仍深有感慨。自从父亲被遣送回乡下，我的几个哥哥也都跟着父亲到了乡下，虽然他们也读了几天书，但都小学没读完，就被迫辍学了，帮父亲在村子里挣工分，分担家务。其实，他们是多么想读书啊!也许，大哥那么兴奋地为我打课桌，让我好好读书，就是希望我能替他、替我所有的哥哥圆上读书的梦想吧。
初中三年，现在回忆起来，似乎可分为两个阶段，初三之前，学校不太重视考试，记得初二期中考试，我政治考了九十多分，邻座的同学只考了六十几分，但在成绩通知单上，却反过来了，我只有六十多分，那位同学却有八十多分，后来才听说，成绩通知单上，政治一科不完全以考试成绩为依据，主要看平时遵守纪律情况，以及上劳动课的表现等。
在那些方面，我的确不如那位同学，我属于调皮贪玩一类的。现在想来，那时贪玩调皮，虽属顽劣，却也正是童年幸福的一种表现。我会玩当时在孩子中流行的所有游戏，比如跳房子，打陀螺，滚铁环……体育课上，我篮球、乒乓球也打得不错。我和伙伴们还常常在放学的路上打土块仗，或是下河捉鱼，或是上树摘野果，或用皮弹弓打鸟……放学后，回家往往要帮家里人做一些家务活，干得最多的是打猪草。夏天，我和村里的伙伴借打猪草之机，偷偷在山塘里学会了玩水，功夫很不错，在水面上躺上一两个时辰都不成问题。
但我与其他伙伴有一点不同，在课外，我不仅玩游戏，还偷偷看小说，这还是小学时在母亲学校养成的习惯和兴趣。在中学那几年，我只要能找到的小说都如痴如醉地读，就是在那两年，我读完了《水浒传》，不只读一遍，读了许多遍。我还读过《铁道游击队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烈火金刚》《牛田洋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……等等，不下好几十本。
那时可读的书总的来说自然没有现在的多，但只要是书，像日历书、医学小册子，当然，还有样板戏剧照，我都读得津津有味，记得那时家里有一本《农村实用手册》，被我几乎翻烂了，我尤其痴迷于里面的预报天气的民间谚语，如：天上钩钩云，地上水淋淋;天上鲤鱼斑，明天晒谷不用翻……等等，我都背得滚瓜烂熟。父亲那些年心情苦闷，大概是为了找乐子以排遣心情，常常逗我说，你看看明天天气怎么样?是晴天还是要下雨?
因为我读的小说和杂书多，语文成绩自自然然地比其他同学好，我的作文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在课堂上朗读，或抄写在教室墙壁的学习园地上，令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。
到初三时，全国已经恢复高考，学校开始很重视各科学习成绩了，记得新学年开始，班上举行了一次考试，然后按各人总分排定名次，将红榜贴在墙上。我那次考试成绩还不错，尽管数学跛了些腿，总分仍排在全班前几名。那时晚上要上晚自习，父亲每天晚上都要提一盏老式马灯，去学校接我回家。那天晚上，早早到学校等我下晚自习的父亲看到了那个红榜，父亲很高兴，回家的路上，他一直快活地哼着小曲，只是我那时还不能完全懂得父亲内心的那份快乐，只是紧跟着父亲，在那盏老式马灯的照耀下，穿过黑暗回家。
第二年，也就是1979年，我考入了镇上的普通高中。
那时，重才兴教之路已步入正轨，人才选拔真正开放、公平、公正。“立志成才，报效祖国”成为每个学生心灵的最强音，同时，他们也深感高考与自己命运的关联，尤其是我们农村学生，脚下的道路似乎更加清晰，高考就是一道槛，跳过去就是龙，跳不过去就是农，或者说就是“脓”——脓包。有一天在饭桌上，父亲说，他五个孩子，有四个都被耽误了，只有我赶上了。父亲的心思不言而喻，大哥则板着脸，很直接很犀利，说你考取了大学以后我们跟着你沾光，考不取你就跟我去大山打柴挑树，你就自己掂量着吧。
也许大哥是要让我感受切肤之痛，那年冬天的一个礼拜天，大哥让我跟他去大山挑树。父亲知道大哥的用意，并没有阻止。其实，我也不太在乎，就像村里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，我早就跟大人去山里打过好几次柴挑过好几次树了。我们那时的孩子，只要是假期，或者是礼拜天，都会在生产队参加劳动，什么活都干过，什么苦都吃过。
但我还是想说说那次跟大哥挑树的经历，就因为那天大哥跟我说过的一句话。
那天天还没亮，我们就出发了，天还很冷，寒风吹在脸上，像刀割一样痛。几个小时后，我们爬过许多道山岭，终于到了一个叫做“拐子尖”的地方。大哥停下来，与一户山民讨价还价，最后买下几根树段子。大哥将那几根树段子结结实实地捆成两担，大的一担他挑，小的一担我挑。我们吃了点随身带的干粮，打了下尖，就挑上担子往回赶。
走到半路，我累得不行，但咬牙坚持着。大哥似乎一切都明白，心软了下来，走到一个岭下，他让我停下来歇一会，带我在山边的小溪里舀几口冷水喝，然后塞给我一小把他不知从哪搞来的炒熟的黄豆，叮嘱我：一次只许吃一粒，吃一粒上一个岭。我按大哥说的做，也不知一路吃了多少粒黄豆，上了多少个岭，反正黄昏时，我们顺利地赶到了家。
一次只许吃一粒，吃一粒上一个岭。大哥这句话，让我记住了几十年。
转眼进入高二下学期，学习气氛越来越紧张，每个同学心底都憋着一股劲。可偏偏在这关键时刻，我竟然鬼迷心窍，偷偷地写了一篇文章。这源于我偶然看到了一张报纸的副刊，那上面有一则征文启事，把我曾有过的当作家的梦一下子激活。我将文章给语文老师看，老师看了说写得不错。我正高兴，老师突然变脸失色，冲我斥叫：你给我放老实点，现在什么时候，你还有这心思?你就是以后能当作家，也得先把高考这关过了。
那个流火的7月终于到了，我在考场上挥汗如雨。三天考试结束，我疲惫地挑着行李，还有凌乱的课本与复习资料回到村庄。那个假期，我在村子里与哥哥们一同双抢，在烈日下，我割稻插秧，埋头苦干，任咸涩的汗水流淌在面颊，辣辣地蒙住眼睛。家里人对我这次高考寄予厚望，但我心底最清楚，预感到这次“跳龙门”肯定是跳不成了。
果然，我落榜了。家里人并没有对我的落榜过于指责，但我内心的失望和内疚可想而知。早上，我牵着一条牛去田埂上放。牛在专心致志地吃草。而我的身份很可疑，像田埂上那些在风中摇摆不定的草，说不定被大风一吹就会倒伏，永远也爬不起来。
秋凉时，我再次拣起书本，从乡下来到县城中学复读。
父亲在酒厂工作，我随父亲暂时栖居在酒厂。
父亲是上两年平反回到酒厂的，工作生疏了二十多年，人员也生疏了，父亲处处小心翼翼，尽职尽责。父亲的小心翼翼，无形地加剧了我的自卑。在酒厂，我常常会碰到一些古怪的眼光，这是人们对那些落榜生所持有的惯常的眼光。我不怨恨那些人，但我对自己不光彩的身份深深地心怀顾忌。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，背上书包去学校早读。
那年12月底，我的命运出现了一道岔口。我暂时栖居的酒厂，在我意识中一直只是个虚幻的名词，但现在，这个虚幻的名词以一种与命运相关的具体内容拦在我面前。那天放学回来，吃饭时，父亲不停地偷偷打量我，我也偷偷发现了，我心里发毛，不知道今天父亲怎么会这样。终于，父亲说话了，口气如同平时一样小心翼翼。父亲说，他提前办离休手续了，决定让我顶替。那个瞬间，我有一种与酒厂迎面相遇的感觉，也有一种与命运迎面相遇的感觉。父亲说，他当然希望我能考起大学，但听说明年就不许顶替了，这是一个机会。
父亲的声音并不坚决，有些暧昧，如同每天飘荡在酒厂上空的酒糟的气味，既强烈刺鼻，又充满诱惑。许多天，我被这种气味折磨得翻江倒海无所适从。我最终还是屈服了，跟着父亲去填了表格，去医院体检。体检其实做得很马虎，医生知道我是为顶替来体检的，有些项目看都没看，就在单子上填了“合格”或“健康”的字样，只有那个做胸透的医生似乎还认真，让我站到机子面前。我胆怯地站上去，让那笨重而坚硬的机械在我胸前升降。在机械升降的同时，我感到自己也成了一种机械，或是一个木偶，毫无力量，任人摆布。
我就这样被摆布成一名酒厂花名册中的工人了。但仅仅是花名册上的工人，我后来没有在酒厂上一天班。那天晚上，我脑子里不停地回放着那笨重坚硬的机械在我胸前升降的过程，机械升降时发出的那种涩重的声音，一直让我很后怕。一夜过去，我彻底反悔了，我不想顶替。那几天厂长几次找我去上班，但我就像没听见。厂长很恼火，找到我父亲。而父亲保持了惊人的冷静，没有责怪我，而是恳求厂长让我把余下的半年书读完。据父亲后来说，厂长也保持了惊人的冷静，答应了父亲的恳求，给我留下了一个命运的缝隙。
这一年，也就是1983年，在那条命运的缝隙中，我如愿地“跳”过了“龙门”。
我那年高考成绩超过本科分数线十多分，但由于填报志愿时失误，加上英语一科太跛腿，最终被录取到本省的那所商业专科学校——马鞍山商业专科学校，学的是商业会计专业。
报到开学后，我既为自己跳出了“龙门”而春风得意，却也很有些失落。不仅因为我被录取的学校是大专而不是本科，更因为我对学商业不感兴趣，我似乎天生就对商业不感兴趣。我很早就有一个梦想，想当作家，我希望自己读的是中文系。但现在学商业已既成事实，不可更改了，我只能冷静地思考我的对策。最后，我暗暗决定，一面努力学好专业课，同时不放弃文学爱好和对文学的追求，那个“作家梦”我仍然要做下去。
于是，我在课堂上认真听讲，做笔记，努力学好专业课程。在课外，我则挤出时间看文学作品，做文学笔记。学校有个阅览室，各种文学杂志都有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阅览室与那些文学杂志相处一段时间，礼拜天，我则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览室里泡着。
那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、中期，中国文学正处于繁盛的黄金时期，许多优秀作家在那几年特别活跃。我那时尤其喜欢王蒙、汪曾祺、阿城、贾平凹、王安忆等作家的作品。当然，我也从学校图书馆借一些外国文学作品读，在那时读过的外国文学作品中，我最喜欢的是海明威的小说，《老人与海》，还有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，我读过许多遍。
那时我们班上学习风气很浓厚，隔几天晚上，班主任和班长都要组织一次班会或讲座，由同学们轮流交流自己的学习体会。轮到我的那天，我突发奇想，跟班主任老师和班长提出，我不想谈自己专业课的学习体会，我能不能做一次文学讲座?没想到班主任老师和班长都欣然同意。于是，我决定在班会上做题为《我读海明威的中短篇小说》的文学讲座。
消息传出去后，同学们都觉得很好奇，早早就在教室里等候。我平时不善于语言表达，开始十分胆怯，没想到，凭着对海明威一些中短篇小说的熟悉和理解，我刚开了个头，就完全进入了海明威小说的世界，滔滔不绝，一发不可收。按规定，每次班会或讲座不超过一个小时，但那天晚上，我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，我讲得很投入，同学们也听得很认真。
其实，在那个文学氛围浓厚的年代，在我们学校，不仅是我，许多同学都很爱好文学。我们学校原是师范专科学校，我们是学校由师专改为商专的首届学生。上两届师专的中文系大哥大姐们的文学社办得有声有色，定期出油印文学小报。得知我在班上做过文学讲座，文学社社长找到我，希望我能为他们的文学小报投稿。我于是高兴地把自己写的习作投给他们，我投过许多次，每次他们都给发表了。虽然只是油印的，但当我每次捧着散发着油墨香气、里面发表有自己习作的小报时，都感到格外的兴奋和自豪，文学兴趣也越发浓厚。
文学社，在那时每所大学或者大专院校几乎都风起云涌，办得有声有色。如今，肯定会有许多经历过那些的人，只要回想起当年的文学社，也会和我一样，仍然激情澎湃。
在我毕业的头一年，学校举行了一次作文竞赛。我写的一篇散文获得一等奖。现在，我已记不起那篇散文的题目，但内容还记得，写的就是小时跟随大哥去大山挑树的经历。现在想来，那时我写的散文其实一定还非常幼稚，但也许是我的那次挑树的经历打动了评委老师，从而给了我一等奖，并且在发给我的奖状上，赫然写着“一等奖第一名”，同时还奖给我一件工艺品，那是一匹昂首奋蹄的骏马，我特别喜欢，一直如珍宝般珍藏着。
转眼间，在商专学习快三年了，要毕业了。我们那时毕业是包分配的。那时正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开端时期，市场经济正趋活跃，我们学校又是省内唯一的一所商专，而我们又是学校的首届毕业生，可以说是时代的宠儿，是香饽饽。同学们对毕业去向都没有什么忧虑，只等学校发放派遣证，就马上奔赴单位，一展身手，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。
在等待分配的那几天，我本来也和同学们一样既很憧憬，也很平静，但有一天，班主任老师找到我，说省内安庆，也就是我家乡的安庆地区机关报社——安庆报社来函，找我们学校要一名毕业生。学校领导考虑到报社要人，说不准是去当经济版的记者或编辑，需要文笔好一点的，学校领导认为我是最适合的，便准备将这一名额给我，问我可乐意去。
得知这个消息，我求之不得啊，哪还有什么不乐意的?我简直激动不已，几个晚上都睡不着，想象着到了报社当上一名记者该是多神气，更重要的是，我知道报社有文艺副刊部，那可是一个带有文学宫殿意义的地方，到了那里，离我的作家梦就更近了啊。
几天后，我们正式毕业了。那天，学校组织我们两个毕业班的同学在校食堂大厅里聚餐。相处三年，大家就要分手了，同学们都有些依依不舍，热泪盈眶。大家举杯，互道珍重，相互祝愿。当然，大家更不忘给各位老师敬酒，感谢三年来老师们的教导之恩。
我也给各位老师一一敬酒。当我举杯走到班主任老师跟前时，班主任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郑重地说，他希望他这一届的每个学生毕业后，都能在各自经济领域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做出骄人的成绩，但唯独希望我以后能在文学领域闯出一片属于我的天地。我当时对着班主任老师激动和感激得说不出话来。毕业之后，我一直不忘班主任老师对我寄予的希望，不时写信，向我敬重的老师报告我的情况，老师也一直关心着我，记得老师在给我的一封信中，叮嘱我一定要再自学一个中文文凭，他说，这或许对我的前途至关重要。
毕业的那天，我是坐东方红号大轮从马鞍山逆江而上去安庆报社报到的。那是炎热的七月，大轮的三等舱里十分闷热，更因为心情激动，我在舱里根本待不住，我跑到甲板上，一会迎风而立，一会来回走动，看江水翻滚，看雄伟的大轮破浪前行，看两岸的景色不断地变换，憧憬着自己的理想，想象着自己的前程，激情满怀，踌躇满志，浮想联翩……
到了安庆，一下大轮，我就一路打听，径自找到了报社。
报过到后，报社领导孙书记找我谈了话。原来，报社正缺财务人员，财务科的老科长已满六十岁，办过了退休手续，但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他，报社仍然请他留任。而报社从我们学校要了我来，就是准备让我在老科长带一段时间后，顶起财务科长的重担。
孙书记找我谈话时，郑重而和蔼，眼神里充满了对我的信任和期望，令我十分感动感激，如果换作别人，一定会因此而对工作上的前程踌躇满志，精神振奋，然而，我在感动激动之余，也倍感失望，因为我一心是想来报社当记者的，我对会计专业骨子里就没什么兴趣。但我在领导面前深深地压抑着那种失望的内心，使之一分都不显露出来，而是信誓旦旦地保证，我会好好工作，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和期望，争取早日接过老科长的担子。
“阴差阳错”。许多年后，我常常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当初我之所以被分配到报社——报社找我们学校要一个人，是希望他来好好当会计，当财务科长，而我们学校把那个名额给我，是看我文笔不错，希望我在报社当一个好的记者，实现自己文学上的梦想。现在想来，不管是所谓的“阴差阳错”，还是冥冥中的因缘，都是我人生中的幸运，我衷心感谢那个时代，感谢报社领导对我的信任和期望，感谢学校领导和老师对我的偏爱和厚望。
尽管刚到报社有些失望，但我还是很振奋，有道是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在报社，我很快和各位记者老师们打成一片，感受着浓厚的文字上的氛围，特别是文艺部的几位老师，我和他们打得火热，尤其是黄复彩老师，可以说是我文学道路上遇上的第一位真正的老师。黄老师比我早三个月到报社，他是从池州师范调来的，之前，他已在文学上成名，是省内文坛上脱颖而出的一位实力派青年作家。报社领导重视人才，将他调来担任文艺部的编辑，那时，他爱人还没调来，他也算是一位单身汉，每天，我和他都在单位食堂里吃饭，我敬重他，他也十分喜欢我这个爱好文学的小伙，很乐意和我交往和交谈，热心地辅导我写作，很快，我写的几篇散文和小小说，经过他修改编辑，陆续发表在了安庆报文艺副刊上。
看到自己的文字越来越多地变成了铅字，我感到十分荣耀，写作劲头更大了。那时住房紧张，单位租了一间近郊的民房给我住，很是简陋，我刚参加工作，房间里除了一张床，一张桌子和一个箱包外，什么都没有，生活似乎很清苦，但我那时小伙子一个，没什么牵挂，生活得十分单纯、快乐，更因对文学的追求，我内心十分充实，每天下午下班后，我回到那个简陋的“家”，把门一关，什么干扰都没有，一心一意看书，做文学笔记，写作。
我在那间民房里住了一年，现在回想，那真是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。房子就在公园后门外，紧挨着公园的围墙，我从单位回房间，一大段路程都在公园里，我从前门进，从后门出。我一边走，一边欣赏着公园的景色，春天，公园里花朵盛开，树木青枝绿叶，蓬勃旺盛;夏天，湖里的荷叶荷花茂盛，给人一种清纯雅致的享受……一年四季，公园里的景色变换着，美丽着，与一个年轻人五彩斑斓踌躇满志的青春梦想交相辉映。在房间，看书写作累了，夜深人静时，我隐约能闻到公园里花草的香气，还能不时听到公园里树上的鸟鸣，而早上，我常常又是被公园里的鸟鸣声唤醒的。我在那间房间里写过许多东西，当然还写得很幼稚，但我乐此不疲，有时脑子也常常卡壳，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实在写不下去，就走出门，在紧靠公园的小路上散着小步，不知不觉就走进了公园。那是个夏天的晚上，皎洁的月光下，公园里一对对恋人或牵手漫步，或在树下的石凳上相依相偎。突然，我有了一种如月光般朦胧的意识，想谈恋爱了，不久，我真的就有了恋人，开始了甜蜜的恋爱生活。恋人也曾是一位文学女青年，两年后，我们走进婚姻的殿堂，建立起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……
一年多时光过去了，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性情不适合做会计工作，很想改行当记者编辑，但我不敢在领导面前把这种想法表露出来。那段时间，我内心很矛盾，很焦虑，很痛苦，也十分内疚，感到辜负了领导对我的信任和期望。终于，有一天，我把我内心的想法向黄复彩老师倾吐了。黄老师十分理解我，并热心地带我到报社领导张总编前推荐我。在带我去见张总编之前，黄老师对我说，张总编是一位十分看重人才的领导，说不定他能满足我的心愿，给我改行。在见张总编时，我内心忐忑不安，生怕他会怪罪我心猿意马，不好好干自己的本职工作。但幸运的是，当我吞吞吐吐说出自己的请求时，张总编并没有责怪我，反而鼓励我，并且说，他已注意到我在报上发表的散文和小说，然后他认真地说，报社现在的确缺财务人员，暂时我还不能改行，等到时机成熟，报社党委会考虑我的请求，满足我的心愿。最后，张总编再次鼓励我，希望我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，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又一年过去了，这年安庆地区和安庆市合并成立新的安庆市，原安庆报社和原安庆新闻报社也于1989年元月合并成立新的安庆日报社。两报合并，财务人员充足了，在报社领导的关怀下，我终于如愿以偿，顺利地改了行，当上了报社农村部的一名记者。
随后几年，报社领导根据我的特长，先后安排我担任“经济特刊”部《企业界》副刊编辑、“农村周刊”部《田野风》副刊编辑、周末特刊部《七色人生》副刊编辑。其中《七色人生》副刊既具文学性，又贴近生活，是本地广大文学爱好者和读者十分喜爱的版面，之前一直由黄复彩老师主持编辑。那年，黄老师升任周末特刊部主任，工作繁重。一直对我关爱有加的黄老师再次向领导推荐，希望由我来接手编辑《七色人生》副刊。他的推荐很快得到准允。如果说，之前我所编辑的《企业界》副刊和《田野风》副刊都因各自的版面特点要求而带有一定的新闻色彩，那么《七色人生》副刊则完全属于我心仪已久的文学性副刊，我精心编辑，文学、文字编辑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锤炼，工作成绩也得到了领导的肯定。
重温当初由会计改行记者编辑前后的那段经历，除了上面说到的张总编(后升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)，黄老师，还有周总编，洪总编，农村部的张主任、刘主任，经济特刊部的丁主任，还有市委宣传部另一位张部长，以及许多的领导和同事……他们都给了那时年轻的我莫大的鼓励、关怀和帮助，按通俗话说，他们都是我人生和事业上的贵人，而我从未对他们有过什么报答，我也没能取得多少成就，虚度了多少光阴，实实在在有愧在心。
写到这里，我要插述一件事情。在黄老师那次带我见张总编之后十五年，也就是2003年，我在市中心买了一套二手房，在搬进新居的那天，我才发现，原来的老领导张总编就住在这栋楼上，与我家正好是上下楼的邻居。老领导多年前已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了。在见到老领导的那一刻，我激动地上前向老领导请安。张部长和蔼地握着我的手，说，哈哈，明润，是你呀，你来这住好，我们从前是同事，现在是邻居了，这多好啊!下一年春节，我买了点微薄的礼物，给老领导拜年。进屋后，老领导客气地递茶递烟，却又很严肃地说，做为上下楼邻居，你常到我家来，我很高兴，但你不准带礼物，我们一起坐坐，谈谈心，就最好了，你说对不对?我心底顿时涌上一股深深的敬意和融融的暖意。
1998年，安庆日报社创办安庆晚报的前身“下午版”，许多编辑记者根据新的形势要求，工作岗位有了变动。我也由日报周末特刊部转到了日报文艺副刊部，从此，我和我文学道路上另一位真正的老师——沈天鸿老师在一个办公室一同相处了十八年。
同沈老师在一起的十八年，是我工作时段最长也是最重要的十八年。沈老师是著名诗人、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。很早我就得知他的一些传奇经历和文学成就，他小学未毕业，却从一位渔民考起了大学，他很年轻时就参加了全国青春诗会，在全国诗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……他原来在安庆新闻报工作，两报合并后，我们成了同事。也许是因为他的盛名，年轻的我有些胆怯，不敢主动接近他。没想到，我到文艺副刊部后，很快就感到沈老师其实很可亲。尤其在文学写作上，他精心指导我。在他的指导下，我的写作风格开始有了一些转变，写作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。我原来不写诗，只写小说和散文，有一天，沈老师鼓励我写诗，他半认真半开玩笑说，明润呀，你真该写诗，你看看，我这么一个好老师就坐在你身边，你要是不学写诗也就太亏了，别人可没你这样好条件啊。我听了既惭愧又感动，暗暗发誓要学写诗。不久，我斗胆把自己的习作给沈老师看。沈老师耐心地指点，热情地鼓励。之后一段时间，我写诗的热情很高，并大胆向外投稿，很快在《诗刊》《诗歌月刊》都发表了诗作。
在日常工作中，沈老师也一直关照着我。我素来性情马虎、随意、懒散，这都是一些坏毛病，但沈老师从没嫌弃过，更没因为他是部室领导而对我红脸或言语粗暴，相反，他就像是一位可亲的兄长，处处对我宽容、照护、帮助。他甚至为我倒过烟灰缸，为我削过铅笔。有一次，他边为我削铅笔，边打趣笑着说我就像他最小的弟弟一样，因为在家都是老小，许多事都不会做。有一次，沈老师为我倒烟灰缸，被隔壁办公室的大姐看到了，后来这位大姐悄悄批评我说，沈老师对你真好，竟然偷偷替你倒烟灰缸，你真得变勤快一点才对啊。
实际上，十八年里，沈老师不仅在工作和写作中帮助指导我，他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。沈老师十分敬业，做事严谨认真。比如，那时作者来稿一般都是手写稿，许多作者字写得潦草，编这样的稿件时，沈老师几乎每个字都要用红笔描得清晰好认。那时我们都要给作者寄样报，沈老师为了给单位节约信封，常常把作者寄稿来的旧信封拆开，反面用浆糊粘一粘，重新再用。沈老师还特别关注那些生活困难的作者，不仅指导他们写作，还不时为他们提供一些生活资助……像这样的细节真是太多了，正是受到这许许多多细小事情的影响，让我在沈老师身边渐渐改变了一些不好的毛病，养成了一些好的品质。
自从来到文艺副刊部，二十多年来，我就再没有变动过工作岗位。说起那时的安庆日报文艺副刊，相信本地乃至全省全国的许多读者和作者都记忆深刻。多少年来，我们精心编辑推出了数不胜数的高质量的作品，吸引和团结了许多国内文学名家，也培养了一大批市内乃至省内外优秀作者。可以说，长期以来，我们副刊是安庆日报的一块名牌版面，不仅在作者和读者中口碑甚好，也受到历届市委领导和单位领导的赞赏和肯定。在打造这样一块名牌版面的过程中，除了领导的支持，具体得归功于沈老师的倾心倾力主持，而做为沈老师多年的助手和搭档，我也算是贡献了一份力量，这，也一直让我引以为豪和骄傲。
青壮年时期是一个人工作和事业的黄金阶段，很幸运，二十多年的青壮年阶段，我是在安庆日报文艺副刊部度过。这期间，我忠于职守，积极进取，获得过单位优秀工作者称号，在我四十岁那年，获得了主任编辑(副高)职称。粗略统计，多年来，我获得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编辑奖优秀奖3次，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创作奖优秀奖1次;获得安徽省新闻奖(副刊类)编辑奖一等奖4次，安徽省报纸副刊好作品编辑奖一等奖15次，安徽省报纸副刊好作品创作奖一等奖2次，另获各种同类奖项二、三等奖多次。在出色完成本职工作同时，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，在《诗刊》《诗歌月刊》《清明》《安徽文学》《阳光》《芳草》《岁月》《散文百家》《文学与人生》《大地文学》《作家天地》《作家林》《天池》《安徽日报》等国家、省和市级报刊上发表了散文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近两百万字。1999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散文小说合集《头顶上的亮色》，2011年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散文集《仰望大地》，2017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长篇纪实小说《花窗下的光与影》。
实际上，尽管多年来我也发表过一两百万字的文学作品，出版了几本书，但质量我是有自知之明的，与我当初定下的目标，简直相差太远了，我十分羞于说到这些，我说的是内心话。检讨自己，除了缺乏必要的能力和才气，懒散，贪玩，一直是我身上存有的不可原谅的弱点和毛病。过去了的许多美好时光，都让我在牌桌、棋盘以及一些无聊的酒桌聚会中虚度了。后来的许多个夜晚，夜深人静时，我还会想到另外一些事情，想起当年我对文学的狂热追求，想起日渐浮躁的社会对文学的冲击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事实上，文学的日渐式微，当年许多和我一同写作的人都没再写下去了，我也多次产生了犹豫和怀疑。也许，这只是为我自己的惰性和平庸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，但我的本意真的不是，我只是想和许多没再坚持写作和仍在坚持写作的朋友们一道，做一些内心的反省和思索罢。
时光真的如白驹过隙，转眼间，几十年的光阴流走了，我的大半个人生历程流走了，我很快都要退休了。正如我前面说的，在我已走过的大半个人生中，我没经历过什么了不起的苦难，我的人生之路基本上是很顺畅的，我在家乡的热土上长大成人，我顺利地跳过了“龙门”，我“阴差阳错”地进入了报社，我如愿以偿地改行当上了记者和文艺副刊的编辑，我幸运地遇上了许许多多的贵人……但转念一想，正是我的人生之路基本上是很顺畅的，才使得我是平庸的，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业迹可以炫示。然而，我也无怨无悔，我尤其想说的是，不管怎样，多年来对文学的追求，是我人生之路上的一大亮色，我不知道文学是不是真的会渐渐离我们远去，但愿，文学，和文学写作这块“园子”，会长驻我的心间。